芬蘭新民謠探訪之旅,行前計畫書3-2

（前接3-1）

客家新民謠與我的客家認同

2002年舊曆年，我剛結束在北國的交換學生課程回到台灣，偶然間聽到交工樂隊 、陳永淘、劉劭希、謝宇威等人的幾張作品，一開始只覺得其中有些曲調有些熟悉，後來因為想知道歌詞唱些什麼，遂開始翻閱歌本，閱讀歌詞及歌曲創作背後的故事。 或許是因為音樂的催化，在閱讀這些關於作品，關於樂人自己、家人朋友、以及族群集體生命經驗的字裡行間裡，我發現自己在一種很舒服的感覺中，自發性地想要回溯自己曾經有過，卻似乎遺忘已久的客家經驗，並且在回溯的過程中感受發現到前所未有的觸動。如前所述，我並不是一個從小生長在客家村中的人，成長過程中甚至還有一點叛逆，拒絕認同父母血緣文化的傾向，因此當我問媽媽某些客家歌詞的典故為何，還向她要了徐木珍、賴碧霞、呂錦明老師演唱的客家山歌，以及吳榮順老師採集的美濃調CD來聽，同時開始閱讀關於客家歌曲、文化、族群歷史發展的老書，不僅媽媽感到詫異，連我都不解自己怎麼會如此熱衷。

新民謠運動的全球發展

從聆聽客家新民謠的經驗當中，我逐漸有一種想要追尋自己身上客家根源的感覺。除了好奇整個台灣新民謠運動的發展歷程，我也開始關心1960年代以降，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民謠復興運動，我想要知道，不同地區的人，究竟是如何理解、操作在地傳統音樂在反全球化∕全球化潮流下的傳承、復興與再創造活動？在「採集保存舊有曲調與手稿」、「敦請即將凋零的老樂人開班授課，儘速將本事傳給年輕人」等「搶救式」的民謠復興作法之外，我們對「延續傳統」還可以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與做法？不同的實踐方式，對於號召年輕世代的族群認同又有何影響？

在自修的過程中，我才發現原來我和其他朋友從客家新民謠獲得感動、找到認同動力的故事並不偶然。在近代許多地方的族群運動發展過程中，新民謠也時常發揮培力（empower）的功能，讓族群成員為自己感到驕傲、勇往直前不懈。最具體的例子之一，便是藍調（blues）改編歌曲在1960年代爭取非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平等權的美國「民權運動」（civil right movement）中，激勵群眾士氣、形塑集體認同的故事。根據美國學者Kerran Sanger的考察，當時有許多的群眾運動領袖，將許多耳熟能詳的藍調歌曲，重新譜上以運動訴求為主題的歌詞，藉此定義群眾運動中的是非對錯、打擊與追求的目標，並在示威的過程中要大家一起唱和。這些新民謠的旋律對於號召原本不願拋頭露面參與群眾運動的非裔美人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改編歌詞則直接影響了參與者對於「民權運動」的認知與信念 。

這個例子直接肯認了新民謠形塑族群認同的工具性力量，不過由於Sander的考察重點，集中在藍調改編歌曲如何服務於特定社會運動中的工具性目的，因此我們無法從中得知這些新民謠對於傳統非裔美人藍調音樂的延續與發展有何影響。相較之下，芬蘭新民謠運動的故事，則相當完整地展現在全球化洪流的挑戰中，新民謠運動對復興、傳承、發揚本土文化工程的重大意義。以下我將簡單介紹芬蘭新民謠運動的發展脈絡。

傳統超越：芬蘭的新民謠運動

為於歐洲極北之地的芬蘭，目前人口約五百萬。除了芬蘭人，主要族群包括30萬瑞典後裔，及2500名原住民族薩米人（Sami）。在1917年獨立之前，芬蘭受瑞典與俄羅斯先後統治長達700年之久，期間各地的民謠傳統一直是不同族裔芬蘭人認同自我的主要依據 。

芬蘭民謠傳統主要由三部份組成：包括(1)位於芬蘭東部卡列里亞(Karelia)地區、受東歐與俄羅斯影響的Kalevala詩歌與芬蘭箏(Kantele)傳統；(2)位於芬蘭西部烏斯托波斯尼亞(Ostrobothnia)、受瑞典與其他中歐國家影響、以提琴、豎笛、手風琴為主軸的器樂傳統(Pelimanni)；以及(3)位於芬蘭北部拉普蘭(Lappland)地區的薩米人歌謠傳統。其中，卡列里亞的Kalevala史詩與芬蘭箏傳統，一直是芬蘭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遺產 。今天，儘管芬蘭新民謠運動的活動重心已轉移至芬蘭西部烏斯特波斯尼亞，及南部大城如首都赫爾辛基(Helsinki)，卡列里亞仍是探究芬蘭古韻面貌的必經之地 。

1950、1960年代，芬蘭社會經歷重大改變，都市化、工業化與現代化使得鄉村地區人口大量流失，年輕人集中在城市當中發展。當時，從19世紀「浪漫主義」（Romanticism）盛行歐洲時即開始的民謠熱潮，因現代化潮流而逐漸式微。城市中的人們認為民謠是落伍過時的東西，相較之下，現代音樂的消費需求大增，主要是來自美國與英國的搖滾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許多學者、樂人、媒體人、政治領袖、音樂教育者與地方人士憂心許多芬蘭傳統曲調將從此消逝，開始共同思考如何為民謠找尋新的出路。

1968年，在地方人士的奔走下，位於芬蘭西南部Kaustinen小鎮舉辦了第一屆Kaustinen民謠音樂節，宣示了芬蘭新民謠運動的開始 。Kaustinen民謠音樂節成功扭轉芬蘭人對於民謠是「過時產物」的想法，並將新民謠定位為「人民參與傳統的重要途徑」以及「在地文化重生的契機」。其後芬蘭民謠研究中心（Folk Music Institute）在當地成立，成為芬蘭音樂研究與教育的最重要中心，目前該中心每年負責籌劃Kaustinen民謠音樂節、協助決定音樂節主題、舉辦音樂課程的主要單位。今天，Kaustinen已成為芬蘭新民謠的首都、樂人嶄露頭角的重鎮。

新民謠教育的建制化，是芬蘭新民謠運動持續蓬勃發展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在學者、音樂家與政治菁英的努力下，1983年芬蘭最高音樂學府西貝流士音樂學院（Sibelius Academy）成立民謠音樂系（Department of Folk Music）。該系的教育打破過去西方古典音樂教育總是低估傳統音樂藝術性的想法，強調「民謠是一種專業」、樂人必須以自己的音樂知能「重新詮釋、創造自己的民謠」 。該系訓練學生不僅要能依據古法演奏芬蘭傳統音樂，更要具備芬蘭民謠幾百年來習以為常、到了20世紀卻逐漸消失的「民謠創作與即興演奏能力」，並充分掌握芬蘭民謠的美學傳統與歷史脈絡 。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如前所述，芬蘭各地傳統音樂並不一致，至少包括三種主要的在地音樂文化，以及其他的移民音樂；在這種狀況之下，西貝流士音樂學院民謠音樂系的教育並未獨尊特定音樂傳統，而強調學生應廣泛學習芬蘭境內所有的音樂遺產，並熟悉世界其他民族的音樂傳統，目的在協助學生發展自己對於芬蘭民謠的詮釋理念 。正如芬蘭音樂人Philip Page所言：「芬蘭樂人寧可直接憑藉著自己對傳統音樂的理解與感受，去再現自己心中的傳統音樂面貌。至於這些作品是不是聽起來像傳統音樂，並不是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

採精兵政策的西貝流士音樂學院民謠音樂系目前已培育近百名碩士，絕大多數學生畢業後均投入芬蘭新民謠的教學與演出活動，目前最知名的芬蘭民謠樂人幾乎全出自該系，芬蘭各級公私立音樂學校中的民謠教育，亦受其教學理論與方法影響極大。

芬蘭新民謠樂人能有如此搶眼的成就，除了有概念進步、規模盛大、數目眾多的民謠音樂節活動提供演出機會，以及推展新民謠教育與研究的機構，當然還仰賴其他因素：比如，芬蘭境內有高達十多家小型獨立唱片公司或非營利單位，每年持續出版新民謠音樂作品 。其次，芬蘭有完整而分工清楚的樂人作品版權管理單位，保障樂人、製作人與音樂使用者權益 。最後，芬蘭眾多的新民謠推廣機構，包括芬蘭政府、芬蘭教育部贊助之非營利機構「芬蘭音樂推廣中心」（the Promotion of Finnish Music, LUSES）與旗下的「芬蘭音樂資訊中心」（Finnish Music Information Center）、各大學研究中心，以及樂人協會通力合作，有些致力於傳統音樂採集資料的保存與引介，以方便有需要的樂人或民眾使用，有些則大力支持新民謠樂人的國內外演出計畫。在這麼多結構性因素的支持之下，芬蘭新民謠才得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成為眾多關心民謠復興運動者的矚目焦點。

然而這些投資並未白費，如前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新民謠運動對芬蘭傳統民謠的保存、教育與發揚產生了相當深遠的正面影響。1990年以降，芬蘭新民謠樂人在國內與國際音樂舞台與唱片市場中表現驚人，傑出樂人像是發揚卡列里亞Kalevala詩歌傳統的女歌樂團Värttinä、推廣薩米Joiking歌謠傳統的Wimmi Saari、復興烏斯托波斯尼亞器樂傳統的JPP、Maria Kalaniemi，以及2005年10月甫受邀來台在「流浪之歌音樂節」當中演出的芬蘭手風琴家Kimmo Phohjonen等人，不僅在芬蘭本國與歐、美、日等地受到專業樂評的高度肯定，銷售成績上也有相當搶眼的表現 。芬蘭新民謠運動已向世人證明，除了聖誕老人與高科技的諾基亞（Nokia）通訊產品，芬蘭還有傲人的民謠傳統。最重要的是，芬蘭的民謠傳統不只是採集資料中的歷史錄音與博物館、檔案室、教科書中的靜態展示文物，延續傳統的方式也不只是以搶救的態度維持傳統原貌；相反地，「傳統不斷自我超越」、「向傳統學習，並勇於創造」的新民謠運動精神，變成芬蘭民謠傳統與時俱進的最重要內涵。

簡言之，芬蘭新民謠運動不僅延續了芬蘭數百年來民謠傳統的卓越成就，也因為其與芬蘭現代國族認同中「向傳統學習並勇於創造」的基本精神相契合，而成為芬蘭人新的認同對象；於此同時，芬蘭新民謠在全球舞台與唱片市場受到歡迎，成為芬蘭因應全球化挑戰，讓全球各地聽見芬蘭、認同芬蘭的文化輸出代表。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