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新民謠探訪之旅, 旅行日誌5, 多逸雅拉、瓦薩、赫爾辛基、坦貝勒、薩佛朗塔訪談錄

2006/6/2~2006/6/10
多逸雅拉、瓦薩、赫爾辛基、坦貝勒、薩佛朗塔訪談錄

從六月二日至六月十日，我除了在赫爾辛基活動，也前往其他地區進行訪談與調查。

在赫爾辛基的工作包括拜訪在台灣長大的西貝流士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劉慧瑛（Hui-Ying Liu-Tawaststjernan），芬蘭最大民謠與爵士專業唱片行Digelious 的老闆Emu Lehtinen，以及芬蘭國家電台（YLE）的世界音樂節目主持人Ole Holmberg。

其他城市的訪查包括前往多逸雅拉（Toijala）訪問手風琴音樂家Markku Lepisto、前往坦貝勒（Tampere）訪問坦貝勒大學音樂人類學教授Timo Leisiö，前往瓦薩（Vaasa）拜訪芬蘭瑞典語民謠研究所（Finlands svenska folkmusikinstitut, FMI）、前往薩佛朗塔（Savoranta）參加紀念民族音樂學家A. O. Väisänen研討會，以及前往赫爾辛基近郊的卡費拉（Kevela）參加爵士音樂節。

訪問Värttinä手風琴手Markku Lepisto

Markku Lepisto是芬蘭新民謠運動中相當活躍而重要的手風琴音樂家，早在1980年代末期，他便與朋友組成樂團Pirnales發表民謠改編作品。畢業於西貝流士音樂學院民謠音樂系的他，曾在母校教書；目前擔任女歌團Värttinä的手風琴手，其餘時間皆投注在自己的樂團演出與創作。我和他在五月下旬於約恩蘇的Värttinä音樂會上首次碰面，相談甚歡，他很慷慨的答應我進一步的訪談邀約。

六月二日一早，我從赫爾辛基搭火車前往瓦薩，預計下午拜訪位於當地的芬蘭瑞典語系民謠音樂協會，由於途中會經過Markku Lepisto所居住的城市多逸雅拉，在他的首肯下，我和他約在火車站的咖啡廳進行四十分鐘的訪談。

來自烏斯托波士尼亞（Ostrobothnia）南方的庫歐塔尼（Kuortane）的Markku Lepisto，爸爸是提琴手，小時候爸爸媽媽不希望自己學手風琴，但自己很有興趣；曾經跟手風琴民間藝人Tauno Aho學習，但直到十四歲才進入賽娜尤基（Seinajoki）音樂學校（中等學校）後，才正式學習古典手風琴及樂理。他說他曾經試著考進西貝流士音樂學院的教會音樂系、音樂教育系，以及古典音樂系的古典手風琴組，都未能如願。1983年，西貝流士音樂學院民謠音樂系成立，Markku Lepisto終於獲得錄取，然而後來因服兵役，又延後一年入學。Markku Lepisto表示，其實影響他最大的老師是民間藝人Tauno Aho，他後來的學習一直仰賴其歷史錄音。他說現在學生有很多樂譜，學習條件今非昔比。

曾經在西貝流士音樂學院民謠音樂系擔任多年講師的他，表示自己的教學重點在於讓學生認識不同地區的手風琴傳統，包括芬蘭、北歐其他國家、法國、英國、保加利亞、巴爾幹地區的手風琴音樂。他要求學生必須大量聽錄音，只用耳朵學習，不用樂譜。有時後，他會要求學生把聽到的東西記譜下來，以深入學習其中的細節，以及記譜的方式。一般而言，授課時間為四十五分鐘到一小時，每次上課只專注探討一、兩首曲子。

談到自己對創作的想法，Markku Lepisto表示自己很喜歡演奏傳統曲目，但創作的時候，不希望再複製類似傳統曲調的東西，而希望創造有自己風格的音樂。比如會希望展現傳統樂器聲響的各種可能性。舉例而言，兩排式手風琴（two row accordion）原本在芬蘭傳統音樂當中多半是個人獨奏使用，但他曾經把它改編成與其他樂器，包括斑鳩（banjo）、曼陀鈴（mandolin）、吉他一起合奏，他認為兩排式手風琴應該有其他的面向。

Markku Lepisto目前除了擔任Värttinä的手風琴手，還參加兩個樂團的演出。一個是自己的同名樂團，另一個則是以演奏猶太民謠為主的Doina Klezmer。他指出，在芬蘭，民謠樂人光靠演奏要維生還是不容易，大部分民謠樂人都兼任老師，不然就是要同時兼很多樂團，而且必須能夠適應國內外巡迴的生活，光在芬蘭境內是不夠的。他認為自己算是很幸運，能夠有目前這些機會—Värttinä提供他很好的演出收入，以及與其他一流音樂家合作的機會；Doina Klezmer是很新奇有趣的嘗試；自己的團雖然不太賺錢，但對自己非常重要。

拜訪芬蘭瑞典語民謠研究所

結束與Markku Lepisto的訪談，我繼續搭車前往瓦薩，拜訪位於當地的芬蘭瑞典語民謠研究所。

芬蘭的瑞典語人口約三十萬，佔芬蘭總人口約7%，是僅次於芬蘭人的最大少數族群。早先來到芬蘭的瑞典人帶來北歐、中歐音樂文化，比如中古時期敘事曲（medieval ballad），目前在芬蘭西部沿岸使用瑞典語的地區，仍流傳著這些與芬蘭文化有別的傳統。

芬蘭瑞典語民謠研究所為芬蘭政府支持的五間音樂研究機構之一（其餘四間分別為考斯提能民謠研究所、手風琴研究所、世界音樂中心、賽娜尤基節奏音樂研究所）。該中心主要工作為研究、採集、出版芬蘭境內的瑞典語民謠文化。中心設有音樂視聽室、圖書館，開放給民眾免費使用。主任Ann-Man Häggman博士表示，中心與北歐各民謠研究機構保持充分連絡，尤其與瑞典民謠研究機構經常有合作。目前中心每年舉辦一次大型的研討會，討論當年度的合作計畫，並出版年鑑，供外界了解中心營運狀況與研究成果。另外中心提供實習機會，提供芬蘭小學音樂教師完成其必要的三十小時實習訓練。

Ann-Man Häggman表示，中心目前的資金主要來源為芬蘭教育部，另外也透過銷售出版品部份自籌，瓦薩市政府代償中心的房租。

目前常駐該中心的芬蘭瑞典文學協會（Swedish Literature Society of Finland）研究員Johanna Björkholm 指出，由於芬蘭史詩卡雷瓦拉被推舉為國家音樂，其他類型的音樂經常被忽視。事實上，目前有許多北歐音樂古調仍流傳在芬蘭，這些古調與瑞典、挪威的音樂文化有很密切的關係，「芬蘭音樂文化受北歐音樂文化影響很大，但很多人不了解這點。芬蘭音樂文化受俄羅斯音樂文化的影響相對很小，因為俄羅斯統治時期，已經受太多北歐音樂的影響。舞蹈音樂上受俄羅斯的影響比較明顯」。

Johanna Björkholm表示，中心的最主要任務便是考掘、出版這些在芬蘭境內流傳的瑞典語音樂文化。中心的出版物介紹每一首民謠的詞曲，並介紹流傳的歷史。「我們認為瑞典語音樂也是芬蘭的共有傳統（common tradition），作為一個觀察者與記錄者，我們研究芬蘭境內使用瑞典語的人口曾經有過，以及目前正在發生的音樂文化活動」。除了採集、研究與出版，中心也資助瑞典語芬蘭音樂專輯的出版。

參訪結束後，當初安排我參訪的中心圖書館員Nina Stendahl表示，由於我特地從赫爾辛基來到瓦薩，有事先離開的中心主任要她代為請我吃晚餐。我再三感謝中心的慷慨，盛情難卻之下接受了這份款待。晚餐期間我們聊到彼此對於彼此國家的印象，以及她身為說瑞典語的芬蘭人，在芬蘭社會的經驗，她表示很多人相較之下的確比較認同瑞典，他們從不認為自己是「芬蘭人」（the Finns），而會說自己是「居住在芬蘭的瑞典語系居民」。她指出，很多芬蘭境內說瑞典語的人並不會說芬蘭話，也很少去芬蘭人聚集的省分，她自己芬蘭話說得不是很好，一年大概去赫爾辛基兩次左右。她表示，以往講瑞典話的人往往上瑞典語大學，所以沒必要好像也用不著學，「但現在這種狀況慢慢改變。因為芬蘭人越來越多，雙語的需求越來越大」。

拜訪芬蘭最大民謠與爵士專業唱片行Digelious老闆Emu Lehtinen

回到赫爾辛基之後，六月五日我拜訪了芬蘭最大民謠與爵士專業唱片行Digelious的老闆Emu Lehtinen先生。
自1971年成立至今，Digelious今年歡慶三十五週年，「奇蹟似地活到今天」，Emu Lehtinen笑著說。他說他一開始就想做另類的唱片行，專賣搖滾、爵士、實驗與民族音樂。1980年代，目前已成為芬蘭最主要民謠樂人經紀人的Philip Page加入，慢慢將店的經營方向調整為爵士與世界音樂兩個重點，「目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商品屬於世界音樂，二分之一強是爵士樂」。

1990年，Digelious從原址搬到現址的菲德列克街（Fredrikinkatu ）街角，後來多家唱片行在附近開立，最盛時期曾有多家唱片行分據五個相對的街角，人稱「五個街角」（Viiskulma ），「後來還有一個爵士樂團以此為團名」。可惜後來唱片業榮景不再，目前連同Digelious剩三家唱片行繼續堅持。

「很多音樂人喜歡到我這兒買唱片，因為我們賣的東西基本上是挑選過的，有品質保證」。Emu Lehtinen說他儘量提供爵士、世界音樂兩種範疇內的各項音樂產品，「我們希望需要爵士或世界音樂的人只要到這裡，都可以找到需要的東西」，「我們的員工（現在只有兩人）都懂自己賣的唱片，可以為顧客介紹。所有東西都能試聽 」，「我們從不打廣告，僅靠樂迷口耳相傳介紹顧客，或透過網站銷售」。「要存活下去真的只能靠專業」，Emu Lehtinen強調。
「來我們這兒的顧客品味很開放，有很多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會來這裡找亞洲音樂、中東音樂，也有舞者來這裡找肚皮舞要用的音樂」。

談到近年來民謠唱片市場的變化，Emu Lehtinen表示，近十五年來的確出現大量新興樂團與新發行錄音，「有些東西很棒，有些實在不怎麼樣」。他指出十五年前芬蘭只有考斯提能有蓬勃的民謠風景，但今天投入民謠創作與演出的人數倍增。「作品產量大增的原因很多，但西貝流士音樂學院民謠音樂系的成立，以及它鼓勵學生創作是很重要的原因」，「此外錄音技術的進步，讓很多人覺得『反正我先錄了再說 』。 現在CD幾乎變成樂人推銷自己、打入市場的必備通行護照，不像以前要錄一張專輯所費不貲」。

「然而樂人越來越多，卻只有少數人能獲得補助」， Emu Lehtinen表示，一般新出版的民謠專輯平均銷售量只有一千張左右，因此民謠樂人不能光靠銷售過活，極少能靠純演奏過活，大多數人必須兼職。「相較之下，在芬蘭，以演奏為專業維生的爵士與搖滾樂人比較多」。

問他有沒有偶爾給自己一點假期，Emu Lehtinen說：「一年365天，我幾乎天天都守在這裡」。看來，堅持理想真的需要很高的熱情。

拜訪西貝流士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劉慧瑛

訪問完Emu Lehtinen，我搭車前往西貝流士音樂學院，拜訪鋼琴系主任劉慧瑛老師。我是在台灣駐芬蘭辦事處的引介之下認識劉老師，她聽到我從台灣來，很熱情地介紹我當地的一些音樂家，包括民謠音樂系創系推手Martti Pokela教授的女兒、目前亦在校內音樂教育系任教的Eeva-Leena Pokela老師。她跟我聊到她在台灣、美國、芬蘭的不同階段學習與工作經驗，並提到她於幾個月後將回到台灣擔任音樂大賽的評審。我說我會嘗試連絡我所認識的台灣音樂界老師，希望能協助她搭起台灣與芬蘭音樂界的學術交流。

拜訪芬蘭國家電台（YLE ）世界音樂節目主持人Ole Holmberg

六月六日，我再度前往芬蘭國家電台，訪問在Radio Vega頻道製作世界音樂節目「無國界」（Borderless）的資深節目製作主持人Ole Holmberg先生。先前訪問Sirkka Halonen時，她表示在芬蘭國家電台，目前製播關於芬蘭民謠與世界音樂節目的製作人除了她之外，就是 Ole Holmberg。在她的引介下，Ole Holmberg熱情地接受我的訪問，暢談他對芬蘭民謠與世界音樂發展的想法。

Ole Holmberg表示，他的節目雖然也播芬蘭新民謠，但整體而言節目比較不強調音樂當中傳統音樂的面向，而著重民謠如何與搖滾、爵士、流行、另類音樂媒合。他指出早在1980年代初期，芬蘭搖滾樂團Karelia與Piirpauke便有意識地使用芬蘭傳統音樂的元素進行創作，帶動一股風潮。他認為芬蘭人大多不是很懂芬蘭民謠與當代爵士，爵士樂只聽過Billy Holliday，民謠樂人的國內市場也不夠大。「芬蘭民謠樂人必須同時玩很多團、不同音樂才能存活。國際市場對芬蘭樂人來說分常重要。現在有網站，所以很好打知名度。幾乎所有芬蘭樂團都有自己的專屬網站」。

他指出，1980年代後期開始，芬蘭樂團在國際舞台上很受歡迎，尤其是日本，現在爵士樂、搖滾與重金屬樂團常到日本去交流。芬蘭古典音樂家出國交流的情況也很頻繁，在日本也很受歡迎。他認為民謠樂人的國內外巡迴演出很重要，發行唱片是不夠的，新專輯發表之後必須在各地巡迴。

談到自己的音樂品味，Ole Holmberg表示自己熱愛非洲音樂，尤其是奈吉利亞、南非、衣索比亞的音樂。對於日本、中國與印度的音樂也很感興趣。以前不喜歡俄羅斯的音樂，現在則喜歡吐瓦與喬治亞共和國的音樂。
談到芬蘭人接觸民謠與世界音樂的管道，他表示芬蘭國家電台與赫爾辛基日報（Helsingin Sanomat）應該是最主要的資訊管道，他在節目中固定會介紹專輯並提供樂評；他有點感慨地說，現在已經很少節目會播出當代爵士或民謠。他說以前他有兩個小時製播北歐民謠的節目，現在只剩四十五分鐘。

最後Ole Holmberg為我介紹芬蘭國家電台的各個頻道與播送內容主題。他指出，芬蘭國家電台集團包括以下七種頻道：

• YLE 1 : 以芬蘭語播送。主題包括文化、藝術與新聞紀實節目。音樂內容以古典、教會音樂為主、其次才是民謠與爵士。
• YLE X ：以芬蘭語播送。先前頻道名稱為Radio Mafia。該頻道針對年輕人，音樂內容以流行、搖滾、嘻哈、舞曲、現場音
樂為主，並提供流行新聞。
• Radio Suomi：以芬蘭語播送。提供全國性與地區性新聞、工商服務。內容強調運動與娛樂。音樂部份以芬蘭國內外流行
音樂（hits）為主，也播送經典老歌。
• YLE Q：以芬蘭語播送。提供較深入的談話性節目與音樂節目。類比頻率播送範圍僅限赫爾辛基地區，透過網路則可在全
球各地收聽。音樂內容針對35至50歲聽眾之需求，以爵士、藍調為主。
• Radio Vega：以瑞典語播送。目標聽眾為比較年長的聽眾。提供文化、新聞紀實、互動性節目，但也有兒童節目。音樂類
型比較混雜。
• YLE Extrem：以瑞典語播送。目標聽眾為年輕人。提供時事辯論、新聞、運動、時尚訊息、流行音樂等節目。
• 區域性廣播電台：包括20個芬蘭語區域電台、5個瑞典語區域電台，以及1個薩米語電台（位於依那利）

除了芬蘭國家電台集團，Ole Holmberg表示芬蘭還有許多民營電台，比如Radio Helsinki，其中許多屬於專業電台，比如Bass Radio專播Bass音樂，Groove FM專播爵士， Classic FM專播古典，Sports FM專播運動。另外還有兩個俄語電台。

前往坦貝勒，拜訪坦貝勒大學音樂人類學系教授Timo Leisiö

六月七日，我訪問了坦貝勒大學音樂人類學系教授Timo Leisiö。坦貝勒大學的音樂人類學系是芬蘭音樂文化學術研究的重鎮，相關學術資源與研究人員規模在芬蘭各大學中首屈一指，Timo Leisiö身為該系教授，學術成就備受肯定，我先前寫信給他表示希望能夠請教他，他在第一時間回信表示歡迎，讓我不禁受寵若驚。

對於芬蘭民謠究竟包括哪些類型，Timo Leisiö指出，卡列里亞民謠慣例上被視為是最能代表芬蘭的傳統音樂，它源自東正教文化，芬蘭其他地方的音樂文化則源自中西歐基督教文化，後者於17世紀以降流傳在芬蘭西部各地，以提琴與手風琴音樂為主。他表示，薩米音樂往往並未被包括在芬蘭民謠的研究範圍之中，而自成一領域。此外，吉普賽 、猶太與瑞典音樂是芬蘭境內最重要的移民音樂文化。

Timo Leisiö指出，芬蘭民俗舞蹈與民謠有很重要的關係，許多源自其他地方的舞蹈經過移民傳播，在本地已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如Fox Trot、Humpa、Polska、Polkka、Waltz、Minuet。他強調每個地方傳統都應該被發揚，以在地的方式，朝他們自己認定的方向發展。所有的傳統都應該被同樣地尊敬與被支持，共同合作發展。

談到芬蘭新民謠運動興起的脈絡，Timo Leisiö指出1950、1960年搖滾樂風靡芬蘭年輕人，許多人認為民謠這種老東西沒有用，在日漸工業化的芬蘭社會中有日漸沒落的趨勢。1968年，考斯提能地方人士籌辦音樂節，希望讓人重新對老傳統產生興趣，當地人的信念是：「我們農人的音樂也可以是很棒的、很有力量的」，結果沒想到出乎意料地受到歡迎。第二年大家都去考斯提能，連新聞記者也出動，造成大轟動。有好幾萬人參與考斯提能音樂節，年輕人紛紛問「這是民謠嗎？我也要玩！」。

Timo Leisiö說，當時有些人認為這是個復興民謠的好時機，因此決定進一步推動其他活動。芬蘭民謠採集的先驅者Erkki Ala-Könni教授當時擔任籌劃考斯提能民謠音樂節的主席，後來在當地創辦了民謠研究所。「他運用他的影響力，讓芬蘭教育部撥款支持考斯提能音樂節」。另外，考斯提能音樂節執行長，人稱「暴君」（Emperor）的Viljo S. Määttälä要教育部在考斯提能成立民謠研究所，並要求讓Heikki Laitinen擔任第一任所長，由他推動業務。 在這些人的努力下，芬蘭民謠逐漸朝向建置化發展。Heikki後來受Martti Pokela之邀回到赫爾辛基創辦西貝流士音樂學院民謠音樂系，民謠研究所從1985年起由Hannu Saha接任所長。

「西貝流士音樂學院民謠音樂系成立是很重要的關鍵，其背後的推手包括Martti Pokela、Viljo Määttälä、Heikki Laitinen」，Timo Leisiö指出。「其中Heikki是最關鍵的人物，他有膽識、夠瘋狂。在他的帶領之下，民謠的專業得以獲得肯定」。Heikki強調民謠音樂家必須用耳朵學習，而非用眼睛學習，必須有聽奏的能力，而不只有視奏的能力，這是很棒的創見」。

「因為考斯提能音樂節的成功，民謠音樂家受到尊重」，「西貝流士音樂學院民謠音樂系的成就則改變了一般芬蘭人對於芬蘭民謠的觀感」，「 民謠音樂系的學生在進入該系前可能不認識五線譜，這對其他西貝流士音樂學院的學生來說簡直匪夷所思！但當他們發現民謠音樂系的學生能夠即興，而且能用各種不同樂器即興，他們只能佩服的五體投地」。「前西貝流士音樂學院的院長原本對於是否應成立民謠音樂系態度保留，十多年後他態度丕變，還說『 每一種音樂都有其自然之美，當初成立民謠音樂系是好主意 』云云」。

Timo Leisiö指出，1985年的「帶岡德雷箏進入校園」也是很重要的關鍵，它讓每個芬蘭學校都有一支岡德雷箏，教授芬蘭民謠的課程越來越普遍。

然而，新民謠運動是否真的讓芬蘭人對自己的音樂傳統音樂更有興趣？Timo Leisiö的看法卻不盡然樂觀。「近年來新民謠的確比較流行，但傳統音樂仍然是很邊陲的東西，不受人重視」。「我的女兒十二歲那年曾問我：『爸爸你為什麼要聽老女人唱歌？ 』他說他的經驗顯示，年輕的研究者、音樂家的確可能因為新民謠而對傳統音樂感興趣，但這不是一般人的狀況，只有少數人聽了新民謠之後會對傳統音樂有興趣。

談到發展民謠究竟仰賴哪些措施，Timo Leisiö表示採集現有的傳統音樂是最基本的工作，需要對此有興趣的個人或團體投入。他認為這種事情不能等公部門開辦，那樣太慢了；但相反地，如果有心人開始做了，公部門應予以支持，工作才有可能繼續下去。其次Timo Leisiö提到，學校教育當中應提倡用民族音樂學的概念來教授傳統音樂，「這塊領域已經有人投入，但尚待開發」，「小孩的傳統音樂教育有賴老師，即便有基本的課程綱要，但很多內容照本宣科很無聊，有賴老師發揮創意」。

談到自己學生的出路，Timo Leisiö表示坦貝勒大學音樂人類學系讓學生認識世界音樂文化，很多人在公部門服務，有些人在電台、電視台、國內外媒體工作，有些人做音樂圖書館員，有些人擔任學校教師，有些人從事研究工作，有些是社區文化活動的主辦人，音樂家比較少。比較特別的是一個在Nokia服務的學生，他的工作是製作一套可供人作曲的手機遊戲軟體。

前往薩佛朗塔，參加紀念芬蘭音樂學者A. O. Väisänen研討會

訪問完Timo Leisiö教授，我坐上先前在依那利認識的音樂家、坦貝勒大學音樂人類學系博士班學生Marko Jouste的車，和另外兩位同系研究人員一行人前往薩佛朗塔，準備參加隔天在當地舉行的紀念芬蘭音樂學者A. O. Väisänen研討會。
之所以會有這個行程，是因為Marko Jouste知道我一直連絡不上西貝流士音樂學院民謠音樂系的Heikki Laitinen教授，心裡很著急，好心的他知道Heikki Laitinen教授會參加這個研討會並擔任引言人，便邀我坐他們的便車一起去，當場和他聊個幾句，說不定就可以順利約到訪談。對於Marko Jouste的幫忙，我只能說感激不盡。

坐了四個小時車，經過無數的森林，我們終於在近午夜時抵達薩佛朗塔，下榻在Marko Jouste預定的民宿。薩佛朗塔是一個十分偏僻的小鎮，研討會會舉辦在此主要是因為這是A. O. Väisänen的出生地。他是芬蘭民謠採集的先驅。

第二天（六月八日）早上吃完早餐，我們走到附近的集會堂參加研討會，現場近五十名與會者幾乎都是芬蘭民謠學術圈的熟面孔，當天發表論文的五位學者包括Risto Blomster、Marko Jouste、Annukka Hirvasvuopio、Kati Helnonen，以及與我同車來此的Jarkko Niemi--每一位我竟然都認識！只能說這個圈子還真小。當天發表的主題包括「A. O. Väisänen與過去芬蘭東南部Inkeri地區吟唱傳統」、「語言學家與民俗學家使用留聲機進行田野調查的歷史考察」、「芬蘭對於芬烏語系音樂文化的理解問題：以西伯利亞音樂為例」等等。

一如預料，Heikki Laitinen教授出現在第二場研討會擔任引言人。等到這場論文發表結束，我立即走上前，想伺機跟他自我介紹。不料沒等我開口，一旁的Marko Jouste直接拉著我和Heikki Laitinen寒暄起來，他幫我跟Heikki Laitinen用芬蘭文做了簡單的介紹，Heikki Laitinen教授馬上說他有收到我的信，我說我很抱歉自己不能用芬蘭文致意，但很希望能夠有一點時間請教他對於推展芬蘭新民謠運動的想法，Heikki Laitinen教授想了一下，便拿出記事本跟我約了回赫爾辛基之後進行訪談，我聽了之後真是既開心又感動。身旁的Marko Jouste跟我眨了眨眼，我想我真是欠了他一個大人情。

前往卡費拉，參加爵士音樂節

回到赫爾辛基，六月十日傍晚，我坐了通勤列車到赫爾辛基市郊的卡費拉（Kavela）聽Digelius唱片行老闆Emu Lehtinen介紹的一場音樂會。這場音樂會是卡費拉爵士音樂節的重頭戲，主題是自由爵士（Free Jazz）。這是我第一次聽自由爵士的現場演出，開場前我相當興奮，可是整場音樂會下來，我卻聽得有些困惑。

上半場由來自德國的喇叭手Steve Swell與其樂團Slammin’ the Infinity演出。和一般爵士樂無異，他們的作品每一首皆由一小段一小段的旋律母題組成，每一個旋律母題的發展是在不停的重複與變奏過程中進行。母題轉換的過程，並不是依照制式的樂譜前進，而是以一種接力的方式，由某位領銜的樂手就一段母題帶領其他樂手即興，再進到下一段母題換另一人帶領即興，其他人配合。

然而特別的是，在樂曲進行的過程中，聽眾聽不到調性音樂裡頭慣用的力度、和聲、節奏變化，也聽不到優美的旋律，整場音樂彷彿只是為了彰顯領銜樂手個人的即興能力，以及其他團員的應變能力。這些樂手在變奏時企圖把樂器的各種聲響可能性都展示出來，他們不拘泥音樂的細節，也不演奏優雅浪漫的旋律，只飆直覺式的、時而出現爆音的、急促、尖銳，不和諧的快速音群。

下半場是來自美國的自由爵士大師Anthony Braxton與芬蘭年輕爵士樂人的聯演。他們的演出不像上半場放肆不羈，相對地，他們採取「前衛爵士」（avant-garde jazz）的實驗精神，企圖創造一種「結構中的機遇音樂」：領銜者Anthony Braxton使用一個大漏斗，精確控制演奏時間為一小時。整首曲子一開始由一個小母題開始，之後Anthony Braxton指揮每一位團員，根據他所提示的數字組，演奏相應對的樂段公式。這些數字組就像藥方，不同的樂段就像化學元素，由藥方決定哪些化學元素要結合，以產生音樂的化學變化。而後Anthony把調配方的權力交棒給其他團員輪流執行，每一位指揮者再按照當下的情況指揮團員。這種方式讓整首樂曲就像是進行一場化學實驗，演奏前樂人只知道一片片橋段，沒有人知道整首曲子的結構。他們共同在一段時間間距（interval）--即兩個休止之間，創造出一首曲子。過程中每個人都決定了樂曲的發展方式，卻又不是完全無章法，而有其結構限制。

雖然在這場音樂會之前，我對自由爵士的實驗風格已有心理準備，但一個多小時的「轟炸」下來，我還是對於這種音樂感到有些不解（事實上，音樂會還沒結束便有部份觀眾離席）。然而後來我想，「自由爵士」之所以稱為自由爵士，重點或許不在於音樂多奔放自由，而在於讓聽眾有機會反思自己音樂品味的「界限」（limitation），反思音樂創作過程中「自由」與「設限」之間該如何平衡，反思音樂到底傳達了什麼，聽者自己又「期待」某種音樂應傳達些什麼。

這些問題讓我更進一步思考，每一種音樂是否均有其獨特的美學？相較之下，如果西方古典音樂的美學是「精準、純粹與絕對」，自由爵士的美學似乎相對上就是「反精準、訴諸直覺、反純粹與反絕對」。如果我們透過比較的方式釐清西方古典音樂與自由爵士的部份美學特質，那我們是否能以同樣的方式對照出芬蘭民謠的美學特質？台灣（客家）民謠的美學特質又是什麼？是否可以透過對照鄰近地區的音樂風格獲得釐清？這些問題似乎需要進一步的實證調查才能解答，但我很高興這場不怎麼悅耳的音樂會讓我有機會反思這些問題。